白天粗活苦力晚上琴棋书画(图)

  近期,一本名为《四个中国人》的书引发关注。书中四个普通的中国人,既是农民,又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:吕崇德在陕西华县演皮影,程宵春在浙江衢州打纸簾,高喜业在陕西榆林唱喜曲,池素英在河北赞皇跳扇鼓。

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率领梁君健、焦瑞青等人,与这些传承人共同生活,记录其生存状态,呈现出了普通中国人的质朴与快乐。他们的行动不仅引发人们关注农民,还突显了家庭教育的困境。

  在四个“非遗”传承人之中,雷建军和程宵春较为熟络,拍摄时,就住在程的家里。雷建军觉得,最打动自己的是程宵春的生活方式。“白天他是化肥厂的一个工人,但回到家以后,他过着传统士人的生活,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”雷建军解释道。

  事实上,程宵春虽然知识不多,但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。除了琴棋书画,他还会吹箫,在院子里养花,“他们家的盆景自己动手做,兰花自己去挖,观赏鱼自己去捞”,“是那种让你重新了解农民生活状态的一个人”。

  程宵春还是一个吃货,不是追求山珍海味,而是不时去挖野菜,“他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,什么野菜能吃,能治什么病,有什么作用,他都很清楚。”

  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,书中其他三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。对于焦瑞青来说,她所拍摄的池素英带给自己的触动,来自对扇鼓的巨大热情。“冬天晚上特别冷,她们在户外打扇鼓,那种热情,你都难以想象。”焦瑞青说。她觉得,农民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。

  在雷建军看来,四个“非遗”传承人都是农民,但每个人保持着农民的底色,业余生活具有多样性,能给人带来启发。不过,在经济大潮泥沙俱下之时,变化已经不可避免。“从农民变成农民工,他就没有这样丰富的精神生活了,即使不外出打工,手机、电脑等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。”雷建军对记者说。

  “社会土壤已经变了。你想让‘非遗’回归以前红火的状态是很难的。”焦瑞青说:“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挽回的,但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记录和研究的工作,让更多人知道和关注它。这样可能也会给它一些生存的土壤。还是需要更多专业人员,能够更多关注农村,和农村人互动,从而产生城乡之间文化的交流,能够弥补农村文化的短板。”

  拍摄纪录片前,焦瑞青对扇鼓却没有多少了解。家里有田地,但她很少干农活,对家乡的非遗项目基本没了解过。

  四个“非遗”传承人之一的池素英是河北赞皇人,焦瑞青与她是老乡,但在拍摄纪录片之前,焦瑞青对扇鼓却没有多少了解。赞皇较为贫困,在焦瑞青小的时候,父母就教育她要努力学习,“去城市里过体面的生活”,家里有田地,但她很少干农活,“社会上的事情也很少接触”,对家乡的“非遗”项目基本没有了解过。

  “要不是拍毕业作品,她都不了解扇鼓这个事。”说完,雷建军笑了笑。在雷建军看来,出自农村的年轻人再也没有可能拥有像这些“非遗”传承人那样丰富的生活,商业时代、信息社会对他们的影响不可逆转,“即使施加强大的外力,原来的生活方式也很难维持下去”。

  这被认为是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出现问题的结果。四个“非遗”传承人的生活方式,都是在家庭教育里完成的。

  “但是,如今的家庭教育变得非常功利,再也不让孩子学习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,真正的问题在这儿。”雷建军说:“如果家庭教育不恢复,或者说父母还是用功利的方式去对待孩子,把家庭教育办成社会教育的话,想要拥有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,过快乐的人生,基本上没可能了。”雷建军说。

  在这一境况下,雷建军组织拍摄“非遗”系列纪录片首先是为了留存相关的历史文化记忆,其次,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展开反思。雷建军认为家庭教育是我们最应该反思的:“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,如果这个细胞出现问题,而大家都没有意识到,那社会整体就会出现问题。”

  通过拍摄,焦瑞青有所反思:“我开始对农村有更为亲切的感情,父辈身上很多东西都值得我尊重、学习。现在来看,农村能滋养我,说得文艺一点,不踩踩农村的泥土,心里面就不踏实。”

  《四个中国人》一书是纪录片拍摄之外的一个“独立产物”。2006年,雷建军创建清影工作室。第二年起,工作室开始投入以“非遗”为主题的纪录片拍摄工作。经过几年的拍摄,雷建军发现了一个问题,“一些理性的思考没有办法放到纪录片当中”,于是,他们用文字的形式对纪录片中的人物展开了记录和探讨。

  近年来,政府对于非遗的保护政策频出,还颁布了《非遗法》。但雷建军觉得“非遗”的保护现状仍不太乐观:“如果保护不得当,‘非遗’变成遗产了,保护着保护着就死掉了。我举个例子,比如唱皮影戏的艺人,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,只能在城里演,这样就失去了农村的土壤,天长日久,农村里的人也把他们忘记了,这个东西就会慢慢消失。”

  在乡村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之时,在家庭教育功利化而问题频出之时,雷建军用纪录片、文字的方式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,积极引入商业操作,希望在不破坏“非遗”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活态保护。

  “如果商业的力量不可阻挡,你是不是可以利用它?商业的力量可以把宣纸变成没法用的烂纸,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商业的力量去保护、去制作好纸?”现在,雷建军的团队已经开始行动,他们不干预制作过程,只是和“非遗”传承人展开合作,“目前已经有朋友提供了资助”。

  而在焦瑞青看来,任何一种非遗形式都随着时代在变化,如果能够被外界纳入,就有可能活下来,扇鼓的现状之所以能相对好一些,原因也在于能够与新生事物融合。“他们需要一些机会和平台。”再有就是资金和外界的认可,“哪怕有个锦旗,要求他们出来演,他们就会很高兴,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。”

  做纪录片项目本身需要经费,这在雷建军看来不是大问题,“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困难,通过自己的朋友或者课题经费来做,好歹成本低,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。” 吴亚顺